农药减量增效：生物防治 + 生态调控成农业有害生物治理主流趋势

2026年，我国农业有害生物治理迎来深刻变革，随着GB 2763-2026农残新标和“一证一品”新规相继落地，农药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，“减量增效、绿色防控”成为核心导向，生物防治与生态调控相结合的治理模式，逐步取代传统化学农药主导的防控方式，成为农业有害生物治理的主流趋势，既守护粮食安全，也筑牢农业生态屏障。

长期以来，化学农药的过度使用的弊端日益凸显：不仅导致土壤板结、水体污染，破坏农业生态平衡，还使害虫产生抗药性，陷入“越治越防、越防越重”的恶性循环，同时农残超标问题也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出口竞争力。数据显示，我国曾是全球农药使用量最大的国家，不合理使用导致的生态损失难以估量。在此背景下，2026年两大新规叠加发力，农残新标新增370项农药残留限量，总计达10749项，“一证一品”新规严厉打击套证、套牌行为，加速中小不合规产能出清，倒逼行业向绿色化、精细化转型。

生物防治作为农药减量的核心路径，凭借安全、高效、可持续的优势快速推广。各地聚焦“以虫治虫、以菌治虫”，广泛应用天敌昆虫、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产品，替代高毒、高残留化学农药。例如，在水稻产区推广赤眼蜂防治稻纵卷叶螟，在蔬菜种植区投放寄生蜂防控小菜蛾，不仅防效达85%以上，还大幅减少农药使用量。同时，生物农药研发持续突破，芽孢杆菌、白僵菌等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，搭配便携式施药设备，既降低农户防控成本，也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。相关研究表明，生物防治可使农业生态系统韧性提升28.7%，有效维持农田生物多样性。

生态调控则为生物防治提供了良好载体，通过优化农田生态结构，构建“作物-害虫-天敌”的平衡体系，从源头减少有害生物滋生。各地推广间作套种、轮作休耕、种植诱集植物等模式，比如玉米与大豆间作、棉花与苜蓿套种，既能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环境，又能抑制害虫蔓延。同时，完善农田灌溉、排水系统，清理田间杂草和作物残体，减少害虫孳生地，实现“生态控虫、源头减药”。在山东、江苏等农业主产区，生态调控与生物防治结合应用后，农药使用量较往年下降30%以上，农产品农残合格率提升至98%以上。

农药减量增效并非“减药减效”，而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“提质增效”。2026年，各地加强农技推广服务，组建专业团队指导农户科学运用生物防治与生态调控技术，结合无人机精准施药、智能监测等手段，实现“精准防控、按需施药”。同时，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对使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农户给予补贴，推动绿色防控产品降价提质，让农户愿用、能用、用得起。

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，生物防治与生态调控的融合应用，不仅破解了化学农药过度使用的难题，还实现了粮食安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协同发展。2026年作为农药行业深度重塑的关键年，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政策的持续发力，绿色防控将全面普及，成为农业有害生物治理的新常态，为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持久动力。

健康城镇新政落地，病媒生物防制如何从“创卫配角”升级为公共安全底线

2026年2月，全国爱卫会印发《全国健康城镇管理办法》及配套评审标准，标志着我国健康城镇建设迈入规范化、常态化新阶段。此次新政最显著的变革，便是将病媒生物防制从过去“创卫迎检”的辅助性工作，提升至守护公共卫生安全的核心底线。病媒生物作为登革热、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的传播载体，其防制工作的定位升级，既是健康城镇建设的必然要求，也是回应群众健康需求、筑牢公共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。

长期以来，病媒生物防制始终处于“创卫配角”的尴尬地位。在过往创卫工作中，其核心目标多为“达标迎检”，存在明显的短期化、碎片化倾向：突击消杀成常态，缺乏长效监测机制；防控工作集中在核心路段和迎检点位，老旧小区、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存在监管盲区；责任主体多局限于爱卫办、疾控部门，机关单位、物业、群众的协同参与度不足。这种“运动式”防控模式，往往导致病媒密度在迎检后快速反弹，难以从根本上防范传染病传播风险，与健康城镇“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”的核心理念相悖。

新政的落地，为病媒生物防制的定位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撑与行动指南。与旧版创卫标准相比，新政将病媒防制纳入健康环境建设核心模块，明确要求将其贯穿城镇规划、建设、管理全过程，彻底告别“为消杀而消杀”的单一导向，转向源头治理、常态防控的系统化模式。同时，新政明确禁止“运动式、作秀式”创建，将病媒密度监测、孳生地治理等纳入常态化考核，重点场所病媒密度需达到B级及以上，成为健康城镇评审的刚性指标，倒逼各地摒弃短期应付思维。

法治护航是定位升级的重要保障。2026年3月1日，全国首个病媒生物防制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在上海正式施行，明确了统一的处罚尺度，违规成本大幅提升。根据基准，病媒生物密度一项指标不达标罚款3000元-4000元，两项及以上不达标罚款4000元-5000元，引发传染病疫情最高可罚款5万元，彻底扭转了过去“违规成本低、防控流于形式”的局面。各地也在逐步完善配套细则，形成“全国联动、精准防控”的法治化格局。

技术创新与多元协同，为病媒防制升级注入动力。各地全面推广“天空地”一体化监测模式，借鉴青岛清数科技智能监测方案，利用AI、物联网等技术，实现蚊、蝇、鼠、蟑等病媒生物的全天候监测与动态预警，推动防控从“被动消杀”向“主动预警”转变。在中山沙溪镇，当地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行动，累计发动858人次，清理蚊虫孳生地382处，使用灭蚊药物177.5公斤，通过“清积水、灭蚊虫、净环境”的源头治理，有效降低病媒密度。泉州则开展越冬蚊防制统一行动，聚焦小区绿化带、下水道等重点区域，采用精准消杀与物理防护结合的方式，筑牢传染病防控第一道防线。

多元协同是长效防控的关键。新政构建了政府牵头、部门协同、单位主责、全民参与的防控格局，将防控责任延伸至楼栋、院落，打通“最后一米”。通过科普宣传、社区动员，让群众从“旁观者”变为“参与者”，形成“人人有责、人人参与”的群防群控氛围。同时，鼓励引入备案的专业PCO机构，推动防制工作专业化、标准化。

病媒生物防制的定位升级，本质上是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的转变。唯有以新政为指引，补齐防控短板，强化法治保障、技术支撑和协同合力，才能让病媒生物防制真正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“安全线”，为健康城镇建设筑牢坚实根基，让健康理念融入城镇发展的每一个细节。